与美日等国将知情权纳入表达自由的范畴不同，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我国尚未制定新闻出版法，也不存在对《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权威解释，不宜将该条款作为信息公开制度的宪法规范基础。
[36]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容错纠错机制是指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改革创新过程中未能实现预期目标或出现偏差失误，但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未谋取私利，无主观故意，且能及时纠错改正，可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理的一种机制。
另一方面，尽职免责改革以明确的履职标准为依托，在打破违法概念局限性的基础上，借助内部行政法内生于行政系统的优势，为行政执法人员履职尽责提供行为指导。（三）执法责任追究的现实困境执法责任认定的客观化顺应了依法行政的内在需求。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并不能带来两者在内容上的趋同。而且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导致法官的‘自由心证[13]。其实质在于加强对行政的外部控制，具有明显的他律性。
这种狭义解释认为，违法是指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我国承认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条约等。所以在客观归责的情况下，考虑的不是行为人个人主观上有无过错，而是依据社会的客观需要，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基于客观化、社会化的原因，如风险分散、社会正义等。Timothy Azarchs."Informational Privacy:Lessons from Across the Atlantic",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2014).(24)参见屠振宇：《宪法隐私权研究—— 一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理论论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227页。
这意味着其所对应的公法和私法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之间，既不能非此即彼，更无须厚此薄彼，而应统合在宪法基本权利框架下，各负其责，达致合力。(26)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批判》，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可见，三种价值立场背后的真正冲突在于：何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恰切程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判断保护程度高低的参照系是什么？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民法典总则第五章和人格权编均把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利规定于个人信息之前，似乎是在表明两者有区别。(67)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为总体、抽象，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则更加具体和技术化。
(12)除此之外，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统计法、出境入境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均有类似规定。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30)参见杨立新：《个人信息：法益抑或民事权利——对〈民法总则〉第111条规定的个人信息之解读》，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1期。(58)由此可见，在宪法视野中，人格权不一定代表权利主体的强支配/控制，财产权也不必然指向权利主体的弱支配/控制，二者其实同处于一道光谱，权利主体本身支配或控制的强度取决于客体权利所代表的利益。(27)参见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为达成此项任务，国家自应就各个权利之性质，依照社会生活之现实及国家整体发展之状况，提供适当之制度的保障。
制定实施本法对于保障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具有重要意义。(48)个人信息保护法沿袭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区分敏感个人信息和个人信息，对前者提供更高程度的保护，比如要求取得信息主体的单独同意。黄宇骁：《论宪法基本权利对第三人无效力》，载《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在民法典之前，早已有一系列法律将个人信息作为一项可以对抗国家公权力侵犯的公法权利，包括刑法(第253条)、护照法(第12条)、居民身份证法(第6条)、国家情报法(第19条)等。
(66)程啸：《民法典编纂视野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19)例如希腊宪法第9条规定：任何人就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使用，尤其是通过电子手段为之的，都受到法律保护。
(21)典型代表如德国第二人口普查案确立的信息自决权(22)和美国在华伦诉罗伊案确立的信息隐私权。第一，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是同一种个人信息，都能对抗任何组织和个人，且同时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属性。
(73)第三，公法责任基础论主张，个人信息保护不能只依赖事后损害赔偿救济，而是要求为数据控制者规定广泛的法律义务，并通过设立专门、独立、权威的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机构来提供有效的保护。(23)我国宪法虽未明文肯认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只是在第37条、第39条和第40条中确立了人身、住宅和通信的隐私权，(24)但从学理上仍可论证基于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所蕴含的一般人格权，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属于我国宪法上的一项基本权利。即便是主张个人信息仅仅是民事权利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公权力机关侵害私权利，私权利主体同样可以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但并非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而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来获得保护。支配程度与利用空间之间如何平衡，会直接决定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和使用者的义务内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将宪法所保障的财产区分为主要体现个人自由的财产和有着较强社会关联和社会功能的财产，并明确指出，如果财产的使用更多体现的是个人自由地形成自我负责的生活层面，则宪法对其的保护就更强。(48)参见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上)》，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
(83)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292页。(75)需要明确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定义由于采用识别+关联标准，要略宽于采用识别标准的民法典定义，但二者的核心内容相同。
民法典第1039条规定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这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本质是一种领域法，涉及重大社会领域中具有整合性、交叉性、复杂性的法律现象，不能被简单切割进任一具体法律部门。公民不能也无须以作为公法权利的财产权为依据来主张免受其他公民的侵害。
(76)韩大元：《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一种学说史的梳理》，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29)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465页。本节的分析将表明这种思路并不成立。(57)据此，若某种财产更多代表了人格性利益，则其法律保护程度就较高，个人自由支配、控制的空间就更大。
(20)主要的例外在于1976年葡萄牙宪法第35条、1988年巴西宪法第5条。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面，根本原因在于前文所揭示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同时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两种属性。
(33)之所以区分二者，是因为民事主体的利益范围具有无限多样的特征，单靠已经法定化、类型化的具体、有名权利，并不足以保护所有值得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关 键 词：民法典 个人信息保护法 宪法基本权利 个人信息受保护权 领域法一、问题的提出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一改此前零散、碎片化的立法进路，首次在法律层面系统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制度，①以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53)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252、253页。针对上述问题，既有研究从部门法视角出发展开讨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观点。
(26)本文赞同这些批评，因为把公民用以对抗国家的宪法基本权利直接适用于解决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纠纷，显然是不合适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1条更是明确承诺：国家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预防和惩治侵害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益的行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相关社会组织、公众共同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环境。事实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早已在医疗保险公司文件案判决中指出：由于一般人格权具有一般条款的特征，因此具有不确定性。纵观全球，将个人信息受保护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宪法肯认，另一种是宪法解释。
(40)有学者提出至少应对个人敏感隐私信息提供同隐私权一样的高强度保护。(77)具体而言，宪法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主观权利，也是一种客观法。
人格权系以人的精神利益为其保护内容，是一种非财产性权利，其不具有转让性和继承性。这种社会义务的轻重取决于财产的性质。
同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既有公法权利面向，也有私法权利面向，两者同源但不混同。内容提要：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性质为何对个人信息应给予何种强度的法律保护以及多种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机制之间是何关系，这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建设面临的三大难题。